第一封信：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初七 阴
阿荣：
巷口的杏花开了。粉白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被雨水打湿后黏成一片，像褪色的胭脂。若是往年，该有小姑娘蹲在树下捡花瓣，回去泡花茶。现在没人捡了——捡了也没心情喝。
豆腐西施疯了。
你记得她吧？那个总是梳着光溜溜的髻、鬓边簪朵栀子花的女人。她家的豆腐最好，嫩得像凝脂，买回去用葱花一拌，能吃出肉味来。昨天我去买豆腐，铺子没开门。邻居说，前天夜里税警队又来收“治安费”，西施拿不出钱，他们就把豆腐板掀了，白花花的豆腐流了一地，混着泥水，像一滩脑浆。
西施跪在地上捡，一块一块往木盘里捧。手被碎瓷片划破了，血滴在豆腐上，她也不管，只是捡，喃喃说：“还能卖，还能卖……”第二天早晨，人们看见她穿着那件月白的衫子——就是你夸过“像月光”的那件——在巷子里游荡。衫子脏了，下摆沾着豆腐渣和血。她挨家挨户敲门，见人就问：“要豆腐吗？新鲜的。”手里捧着的却是碎瓦片。
今天她又来了。头发散着，脸上涂着锅底灰，嘴唇却抹得猩红——用的是写春联的朱砂。她看见我，眼睛亮了亮：“桃红啊，你要豆腐吗？今天的豆腐特别嫩，放了糖，甜的。”我说不要，她忽然哭了，眼泪把脸上的锅灰冲成两道沟：“为什么不要？是不是嫌脏？我洗过了，洗了三遍……”
娘把她拉进屋，给她洗脸，梳头。她安静地坐着，眼神空洞。梳到一半，她忽然说：“我女儿要是活着，也该这么大了。”说完就笑了，笑得浑身发抖，然后又开始哭。
娘说，西施的女儿去年病死了，没钱抓药。丈夫被拉去修工事，再没回来。好好的一个人，就这么疯了。
阿荣，你说这世道，是先疯的人可怜，还是后疯的人可怜？
我的信写到这里，窗台上落了一只麻雀。它歪着头看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飞走了。我想起你以前说过，麻雀是最不怕人的鸟，因为它们知道人再坏，也不会费力气去抓这么小的东西。
可现在，人连自己都顾不上了，谁还顾得上鸟呢？
这封信我不会寄。因为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寄到哪里。但我还是会写，每周一封，像你还在牛桥村，像明天还能在私塾门口遇见你，你抱着书，我拎着篮子，我们一起走过开满杏花的巷子。
虽然私塾已经不在了。
周先生的私塾，上个月被征用了，改成伤兵站。我去看过一次，桌椅堆在墙角，上面落着灰。墙上还贴着《论语》的句子——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但已经被血迹浸透了，字迹模糊，像在哭。
伤兵躺在草席上，有的缺胳膊，有的少腿，有的整张脸都裹着纱布，只露出眼睛。那些眼睛很空，像西施的眼睛，但又不一样——西施的眼睛里是碎了的东西，他们的眼睛里是什么都没有，连碎的东西都没有了。
空气里有血腥味，有药味，还有腐烂的味道。一个年轻的兵在哭，哭得很小声，像小猫叫。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没了，纱布渗着血。他哭着说：“我想回家，我想我娘……”
没有人应。其他伤兵要么睡着了，要么睁着眼看屋顶，眼神空洞。
我放下带来的草药——是娘让我送的，说能消炎。管事的军医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也很累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
走出私塾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门楣上“周氏私塾”的匾还在，但歪了，斜挂着，像一个人歪着头，在问为什么。
为什么？
阿荣，如果你在，你会怎么回答？
算了，不问你了。你自己也要好好的。
记得添衣。春天最容易着凉。
小桃红
第二封信：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五 晴
阿荣：
今天热得出奇。菱塘里的水都温了，鱼浮在水面喘气。我在塘边洗衣裳，棒槌砸下去，水花溅起来，居然是热的。
老张头死了。
不是被日本人打死的，是饿死的。发现的时候，他蜷在墙角，像睡着了。手里还攥着旱烟袋，但烟锅里早就没烟丝了。脸上那个“盗”字在阳光下格外清晰，墨色好像更深了，像刚刺上去的。
保长带人收尸，用草席一卷，抬到乱葬岗埋了。没有棺材，没有纸钱，只有一抔黄土。我去看了，坟很小，连个标记都没有。但我知道是他——因为那棵歪脖子槐树，他常蹲在树下。
娘说，老张头最后那几天，把能吃的东西都给了巷子里的几个孤儿。他自己每天只喝凉水，说“不饿”。可是人怎么能不饿呢？他只是把饿藏起来了，像藏一个秘密，藏到死。
埋他的时候，我在坟前放了一块梨膏糖。是他常给我的那种，油纸包着，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平安符。糖已经化了，黏在纸上，但我还是放了。希望他在那边，能尝到甜味。
阿荣，你说人死了，真的会有“那边”吗？如果有，老张头脸上的刺字会不会消失？他会不会变回那个十七岁的少年，在雪夜里为了救弟弟去偷粮，然后被刺字，然后流浪一生？
我想会的。因为老天爷再不公平，也该给死人一点公平。
这几天，税警队来得更勤了。说是要收“抗战捐”，每家每户按人头算。娘把最后一点首饰都当了——就是当铺烧了之后，我爹埋在地下的那几件。当铺现在重新开了，但掌柜换了人，是个戴金丝眼镜的胖子，说话带着江北口音。他掂了掂首饰，说：“成色一般，兵荒马乱的，只能给这个价。”给的价钱，还不够交一半的捐。
娘求他，说家里实在没钱了。胖子推了推眼镜，笑了：“没钱？没钱好办啊。你家姑娘多大了？城里刘团长正在找姨太太，要是愿意……”
娘没等他说完，拉着我就走了。首饰也没要回来。
回家的路上，娘的手一直在抖。我说：“娘，我不嫁。”娘说：“不嫁，死也不嫁。”
可是阿荣，我们能撑多久呢？
米价又涨了。昨天还是三块钱一斗，今天就五块了。卖米的赵胖子说，运河被日本人封了，南边的米运不过来。可是村里人都说，是他囤积居奇，等着卖更高的价钱。
娘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半袋糙米，掺着野菜煮粥。粥很稀，能照见人影。但娘说：“稀就稀点，总比没有强。”
我喝粥的时候，想起你娘。要是她在，一定会说：“桃红啊，多吃点，正长身体呢。”然后往我碗里夹菜。
可是她不在了。
我有时候会梦到她。梦里的她还是穿着那件墨蓝色的衫子，在灶间做饭，炊烟袅袅，满屋香气。她回头对我笑，说：“桃红来啦？正好，饭快好了。”我想走过去，但腿像灌了铅，怎么也走不到。然后我就醒了，枕头上湿了一片。
阿荣，你是不是也常梦到你娘？
要是梦能寄信就好了。我把信写在梦里，你就能在梦里收到。虽然收不到回信，但至少你知道我在想你，你也让我知道你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。
可是梦醒了，信就没了。像朝露，太阳一出来，就蒸发了。
所以我还是写在纸上吧。纸虽然会旧，会黄，会脆，但至少它存在过，像我们活过一样。
窗外的蝉在叫，一声比一声急。娘说，蝉只能活一个夏天，所以它们叫得特别响，特别急，要把一辈子的声音都叫完。
我们呢？我们能活多久？
不知道。
但至少今天还活着。活着，就能写信，能想你，能等。
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来的明天。
但还是要等。
因为不等，就连希望都没有了。
小桃红
—
李子荣不知道这些信的存在。
他在六十里外的县城码头，扛着麻袋，一步一步踩着颤巍巍的跳板，把货物从船上运到岸上。麻袋很沉，里面是稻谷，或者是盐，或者是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他不管，只管扛。扛一袋，领一根竹签。十根竹签换一顿饭，二十根换一角钱。
肩膀早就磨破了。第一天，皮肉磨烂，血浸透了粗布衫。工头扔给他一小瓶烧酒：“浇上去，杀菌。”他浇了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但没吭声。第二天，伤口结痂，再扛，痂磨掉了，血又流出来。再浇烧酒，再结痂，再磨掉。如此循环，一个月后，肩膀上长出一层厚厚的老茧，粗糙，坚硬，像树皮。
他学会了用烧酒止痛。不是喝，是浇。烧酒浇在伤口上，“嘶嘶”地响，冒白沫，像毒蛇吐信。疼，钻心的疼，但疼过之后是麻木，麻木了就能继续扛。有时候疼得太厉害，他会咬住麻袋角，牙齿陷进粗糙的麻布里，尝到咸涩的味道——可能是汗，也可能是血。
一起扛活的工友，有个叫大牛的青年，二十岁，壮得像头牛。他教李子荣怎么省力：“腰要挺直，腿要绷紧，步子要稳。别看脚下，看前方。脚下是虚的，前方是实的。”李子荣照做，果然省力些。
大牛爱说话，一边扛一边说。说他家在山东，日本人来了，全村被杀光了，他跳进黄河才逃出来。说他想报仇，但不知道找谁报——“日本人？国军？还是这该死的世道？”
有一天，大牛没来。工头说，他昨晚去黑市买米，被巡逻队当“奸商”抓了，当街枪毙。
李子荣没说话，继续扛麻袋。扛到第十袋时，眼前忽然黑了，脚下一软，连人带麻袋从跳板上摔下去。麻袋砸进水里，溅起巨大的水花。他落在码头边的泥滩上，没摔死，但左胳膊脱臼了。
工头骂骂咧咧地过来，抓住他的胳膊，一拉一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接回去了。疼得他眼前发黑，但没晕过去。
“还能干吗？”工头问。
他点头。
“那就继续。今天摔的那袋，扣你五根签。”
他继续扛。左胳膊使不上力，就用右肩。右肩的老茧又磨破了，血渗出来，染红了麻袋。他不管，只是扛，一袋，又一袋。
晚上，他躺在工棚的通铺上，数竹签。今天挣了十五根，够一顿饭和半角钱。他把竹签揣进怀里，贴着胸口放。那里还有别的东西——一块梨膏糖，用油纸包着，已经化了，黏糊糊的。是小桃红给的，他舍不得吃。
工棚里很吵，有人打呼噜，有人说梦话，有人咳嗽，咳得像要把肺咳出来。空气里有汗味，脚臭味，还有霉味。李子荣睁着眼睛，看屋顶。屋顶漏了，能看到一小块天空。今天有月亮，半轮，冷冷地照进来。
他想写信。
写给谁？小桃红？可是不知道地址。写给父亲？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——渡口被炸后，父亲说要去外地找活路，一走就是半年，杳无音讯。写给周先生？私塾改成伤兵站了，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他无处可寄。
但还是要写。哪怕写在脑子里，写在心里。
于是他开始“写”——在心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“写”：
小桃红：
我在码头扛活。今天摔了一跤，胳膊脱臼了，但接回去了。工友大牛死了，被当街枪毙。我数了数，来这儿已经一百零三天了。肩膀上的茧有铜钱厚，烧酒浇上去都不疼了。
有时候我会想起菱塘，想起白鹭，想起私塾里的戒尺声。想起你辫梢的银铃铛，走路时叮叮当当的响。现在听不到了，这里只有汽笛声、吆喝声、麻袋落地的闷响声。
我学会了抽烟。不是烟卷，是工头给的烟丝，用废报纸卷着抽。抽第一口时呛得直咳嗽，但现在习惯了。烟能止痛，也能让人暂时忘记饿。
我每天数竹签，数日子。数到一百根竹签，就能换一块钱。数到三百六十五天，就是一年。然后呢？然后继续数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数，但总要数点什么。不数，日子就混在一起了，像一锅烂粥，分不清昨天今天明天。
你在哪里？过得好吗？还写诗吗？记得你最爱背李白的诗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。现在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但照的不是床前，是工棚的破屋顶。
等我攒够了钱，就回去找你。虽然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但总会找到的。牛桥村就那么点大，你在村头喊一声，村尾都能听见。
你要好好的。别饿着，别冷着，别怕。
等我。
阿荣
写完，他在心里把信“折”好，“塞”进“信封”，然后“寄”出去。寄到哪里？不知道。但寄出去了，心里就踏实些。
然后他闭上眼睛，睡着了。
梦里，他收到一封信。是小桃红写的，字迹娟秀，墨迹新鲜。信上说：阿荣，我很好，你别担心。我在等你。
他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流下来。
醒来时，枕头湿了一片。不是泪，是屋顶漏下的雨水。
天亮了，又要去扛麻袋了。
第三封信：民国三十年腊月初三 雪
阿荣：
下雪了。今年的第一场雪，来得特别早。雪花很大，一片一片，慢悠悠地飘，像舍不得落地似的。
娘病了。咳嗽，发烧，整夜整夜地咳，咳得背都弓起来。我请了郎中，郎中说“积劳成疾，需要静养”，开了药方。我去抓药，药铺的伙计看了看方子，说：“三块钱。”我掏遍全身，只有一块二。求他，他不理，只是摇头。
后来我用头上的银簪子抵了药。簪子是外婆留给娘的，娘又给了我。伙计掂了掂，说：“成色还行，抵这一次吧。”
我煎了药，喂娘喝。娘喝一口，咳一阵，药汁洒出来一半。我说：“娘，慢点。”娘摇摇头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桃红，要是娘不行了，你就去县里找你爹……”
爹在县里的当铺分号。当铺重新开了，但爹只是伙计，不是掌柜了。新掌柜是上面派来的，据说有背景。爹每月寄钱回来，但钱越来越少，信也越来越短。上封信只有三个字：“安好，勿念。”
安好？怎么会安好？这世道，没有人能安好。
雪还在下。我去井边打水，井台上结了冰，很滑。我小心地走，还是摔了一跤，水桶打翻了，水泼了一身。棉袄湿了，冷得像铁。我坐在地上，忽然不想起来。
就那么坐着，看着雪一片片落在湿透的棉袄上，很快融化成水，渗进去，更冷。我想起你，想起你娘，想起周先生，想起老张头，想起豆腐西施，想起所有不在了的人，和所有还在挣扎的人。
然后我站起来了。因为不起来，就会冻死。而我还不能死，娘还需要我照顾。
阿荣，有时候我会想，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难？像蚂蚁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。一场雨就能毁掉蚁穴，一把火就能烧光所有。可蚂蚁还是会重建，会继续忙忙碌碌。
为什么？
也许因为活着本身，就是意义。哪怕活得卑微，活得艰难，但活着，就有希望看到明天，看到雪停，看到花开，看到想见的人。
虽然那个人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。
但我还是要等。等你，等太平，等一个能安心写信、安心寄信的日子。
到那时，我要把这些信都寄给你。虽然你可能看不懂——因为时间太久了，墨迹会褪，纸会脆，字会模糊。但没关系，你看不懂，我可以念给你听。一句一句，一封一封，把这几年欠你的话，都说给你听。
如果……如果你不在了呢？
不会的。你一定在。在某个地方，像我一样，数着日子，等着重逢。
就像这雪，虽然冷，虽然会化，但每年都会来。来了，就是承诺：冬天会过去，春天会来。
春天来了，你也就该回来了。
我等你。
等雪停。
等花开。
等你。
小桃红
—
李子荣数到第五百根竹签时，冬天来了。
码头的风格外冷，像刀子，刮在脸上生疼。江水浑黄，漂着冰凌。船少了，活也少了。有时候等一整天，也等不到几袋货。工头说，日本人封了长江，商船不敢走。
工棚里更冷了。破窗户漏风，夜里冻得睡不着。有人生了冻疮，脚肿得像馒头，流脓，发臭。工头不管，只说：“不能干就滚。”
李子荣的冻疮在手上。手指关节处裂开血口子，一用力就疼。但他还是得扛，因为不扛就没饭吃。
腊月二十三，祭灶那天，码头来了艘特殊的船。不是货船，是客船，但破破烂烂的，像随时会散架。船上下来一群人，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眼神空洞——是难民。
李子荣在人群中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是陈伙计——当年王掌柜当铺里的那个戴圆眼镜的伙计。眼镜没了，眼睛眯着，看人时要凑很近。他瘦得脱了形，颧骨凸出，像两座小山。但李子荣还是认出来了。
“陈……陈叔？”
陈伙计愣了愣，眯着眼看了他很久，才迟疑地说：“你是……李家的阿荣？”
“是我。”
陈伙计的眼泪忽然流下来。他抓住李子荣的手，手冰凉，像冰块：“阿荣……你还活着……太好了……”
李子荣把他带到工棚，给他倒了碗热水。陈伙计捧着碗，手抖得厉害，水洒出来一半。他小口小口地喝，喝得很珍惜，像在喝琼浆玉液。
“王掌柜呢？”李子荣问。
陈伙计的手顿了顿。他低下头，看着碗里的水，水面映出他憔悴的脸。
“死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“去年秋天，在县里……被当成‘奸商’枪毙了。”
李子荣的心脏猛地一缩。
“那……小桃红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陈伙计摇头，“当铺被封后，我们就散了。王掌柜让我带着小姐和夫人先走，他自己留下处理东西。后来……后来就再没消息。我们走到半路，遇到土匪，夫人受了伤，没撑过去。小姐……小姐和我走散了。”
“走散了？”
“嗯。”陈伙计的声音哽咽了，“过一条河，桥断了，只能蹚水。水很急，我被冲走了。等爬上岸，小姐不见了。我找了三天，没找到……”
他说不下去了，只是哭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这个曾经精明的、戴圆眼镜的伙计，现在像个无助的老人，蜷缩在工棚的角落里，浑身发抖。
李子荣站在那里，手脚冰凉。小桃红……走散了？在战乱年代，“走散”意味着什么，谁都清楚。
但他不信。不信那个辫梢挂着银铃铛、会背李白的诗、会在杏花开时捡花瓣泡茶的女孩，就这么没了。
“她会活着的。”他说，不知道是在安慰陈伙计，还是安慰自己，“她那么聪明，一定会活着的。”
陈伙计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他：“阿荣……如果……如果你见到小姐，告诉她……告诉她我对不起她，没照顾好她……”
“你会见到她的。”李子荣说，“我们都会见到她的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子荣把攒下的半块饼给了陈伙计。陈伙计狼吞虎咽地吃了，然后蜷在角落里睡着了，睡得很不安稳，时不时抽搐一下，像在做噩梦。
李子荣没睡。他走出工棚，站在码头上。江风凛冽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江面漆黑，只有几点渔火，在远处明明灭灭，像将熄未熄的希望。
他从怀里掏出那块梨膏糖。糖早就化了，黏在油纸上，纸上的莲花图案已经模糊不清。他剥开纸，把糖放进嘴里。
糖很甜，甜得发苦。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混着江风的咸腥味，变成一种复杂的滋味，像这些年所有的苦和盼，所有的失去和等待。
他想起小桃红说：“以后……要是想我了，就吃一块。”
他现在想了。很想很想。可是糖只有一块，吃了，就没了。
但他还是吃了。因为不吃，糖也会化掉，像时间，像记忆，像所有抓不住的东西。
吃完糖，他把油纸小心地展平，折好，放回怀里。纸上还有一点黏糊糊的糖渍，但他不舍得扔。
然后他抬头看天。天上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只有厚厚的云层，低低地压着，像要塌下来。
雪开始下了。细碎的雪沫，落在江面上，瞬间消失不见。落在码头上，积起薄薄一层白。落在他头上、肩上，冰凉。
他站了很久，直到浑身冻僵，才回到工棚。
陈伙计还在睡，眉头紧锁，像在为什么事挣扎。李子荣给他盖了件破棉袄，然后躺下，闭上眼睛。
梦里，他又看见那封信。小桃红写的，字迹娟秀，墨迹新鲜。信上说：阿荣，我很好，你别担心。我在等你。
他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流下来。
醒来时，枕头上湿了一片。不是泪，是雪水——屋顶漏得更厉害了。
天还没亮，但该去等活了。
他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冻僵的手脚。肩膀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，像铠甲。手上的冻疮裂开了，渗出血，但他感觉不到疼。
疼惯了，就不觉得疼了。
就像等惯了，就不觉得等了。
只是等。
等船来，等活干，等饭吃，等天晴，等雪停，等战争结束，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。
但还是要等。
因为不等，就连活着的理由都没有了。
他走出工棚，走进漫天风雪里。
雪落在脸上，化了，像泪。
但他没哭。
哭也没有用。
他只有等。
等一个奇迹。
或者，等一个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