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从厂办那栋三层灰楼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
风刮得有点邪乎，卷着厂区地上的铁屑和煤灰，直往人脖领子里钻。我摸出根“大前门”叼在嘴上，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。烟味儿冲进肺里，辣得我眯起了眼。
刚才在革委会办公室，老王主任推了推他那副瘸腿眼镜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：“向东啊，真考虑清楚了？红兵同志可是咱们厂优秀干部，你也是技术骨干，这……影响不好吧？”
我把烟盒揣回兜里，手有点抖——不是怕，是气得。
“王主任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得像车床上的卡尺，“我跟林红兵同志，思想追求和生活习惯都存在重大差异，无法继续共同进步。这是申请书，我自愿的，不给她添麻烦，也不给组织添麻烦。”
老王又叹了口气，那口气叹得悠长，像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鼓风机。他拉开抽屉，把那份我熬夜写了三遍的《离婚申请报告》放了进去。
“有十五天冷静期。”他最后说，“你们再……好好交流一下？”
交流？
我在心里冷笑。上辈子交流了四十年，交流出个什么结果？
我最后记得的画面，是自己躺在医院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。林红兵站在床尾，穿着她那身永远笔挺的灰色列宁装，眉头微微蹙着，不是心疼，是那种“你怎么搞得这么麻烦”的不耐烦。病房外隐约传来别人的议论：“……也怪不容易，守了这么多年……”“听说她当年心里有人，是姓谭的那个知青……”
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再睁眼，就回到了1978年秋天的这个傍晚，回到了我二十二岁，刚把离婚申请交上去的这一刻。
风吹得我手里的火柴盒哗哗响。我低头看看自己这双手——粗，糙，指甲缝里黑黢黢的，那是长年累月洗不掉的机油和铁锈。上辈子，就因为这双手，林红兵从不让我碰她的东西。我递个茶杯，她要拿开水烫三遍；我摸过的门把手，她得垫着手绢才拧。
她说：“陈向东同志，要注意个人卫生，这也是思想觉悟的体现。”
去他娘的思想觉悟！
我把烟屁股狠狠摁在墙上，留下个焦黑的印子。这辈子，老子不伺候了。你林红兵爱干净，爱进步，爱跟谁搞“革命友谊”都行，别他妈再跟我扯上关系。
我得回宿舍，把东西收拾收拾。那间用旧仓库隔出来的小破屋，我一天都不想多待。
绕过锅炉房，后面是条近路。锅炉正烧着，轰隆隆响，震得地面都在颤。就在这噪音里，我听见了人声。
“……红兵，你真打算就这么跟他过下去？”
是个男人的声音，有点耳熟。我脚步顿住了，鬼使神差地往锅炉后面那堆废弃的耐火砖后挪了挪。
“谭大哥，你别说了。”
是林红兵。她那声音，我太熟了，清清冷冷，像冬天水管子里的冰碴子。可这会儿，里头好像掺了点别的东西，有点颤，又有点……委屈？
“我跟陈向东结婚，是组织上的安排，是政治任务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声音低下去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耳膜上，“我爸的问题……那时候需要个成分好的……他家三代贫农，本人又是生产标兵……”
风吹过来，把她的后半句话送进我耳朵里，清清楚楚：
“我对他，从来没有那种感情。等将来政策松动了，情况好了，我……我会处理好的。”
那个被叫做“谭大哥”的男人叹了口气：“苦了你了……”
后面他们还说了什么，我没听清。耳朵里嗡嗡响，跟锅炉的轰鸣混在一起，震得我脑仁疼。
我靠在冰凉的砖墙上，摸出烟盒，发现最后一根刚才已经抽完了。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，用力扔出去。纸团砸在锅炉粗大的铁管上，又弹回来，滚到我脚边。
我低头看着它，又看看自己这双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。
忽然就笑了。
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上辈子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当牛做马四十年，原来在人家眼里，就是个“政治任务”，是个“成分好的挡箭牌”，是个等着被“处理掉”的麻烦？
行。
林红兵，你厉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