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股市凯旋后，林枫的生活重心暂时回到了北京的办公室。
他依旧是那个勤恳谦逊的年轻干部，按时完成处里的各项任务，对老同志保持尊敬。
但接连的成功，让他身上多了一份内敛的自信，处理问题时也愈发显得游刃有余。
工作之余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圈子。
他深知，在体制内发展，光有政绩和领导赏识还不够，一个高质量、多维度的人脉网络，往往是关键时刻的助力，也是了解社会各层面动态的窗口。
借着回京汇报工作、参与一些跨部门协调会议的机会，他通过赵国庆等消息灵通的同事引荐，开始接触一些京城里非正式的沙龙和聚会。
这些沙龙多由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学者、有追求的媒体人、以及一些在市场中摸爬滚打、嗅觉灵敏的中小企业家组织，地点往往选在胡同深处闹中取静的茶馆，或大学周边新开的、带着点文艺气息的咖啡馆。
这天晚上，林枫应约来到后海附近的一家小茶馆。
门脸不起眼，推开厚重的棉布门帘，里面却是别有洞天。
昏黄的灯光，老式的桌椅，空气中飘着普洱茶的陈香和淡淡的书香。
七八个人围坐一桌，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。
引荐他的赵国庆低声介绍：“在座的有《财经前沿》的记者韩潇，北大光华的青年讲师秦教授，还有个搞系统集成的海归老板，叫罗伯特李，其他几个也都是各个圈子里的能人。”
林枫低调地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，要了杯清茶，安静地聆听。
他们讨论的正是眼下最热门的“互联网经济”和“新千年展望”。
韩潇记者言辞犀利，对国内互联网公司的模仿现象大加批判。
秦教授则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泡沫风险。
罗伯特李则更关心实际应用和技术落地。
讨论一度陷入各执一词的境地。
这时，有人提到了最近颇受关注的阿里和腾讯，以及背后若隐若现的“国资身影”。
“这种投资，运气成分太大，难以复制。”有人评价道。
“关键是看不懂其长期价值所在，尤其是那个聊天软件。”另有人附和。
一直沉默的林枫，轻轻放下茶杯，声音不大却清晰地插入讨论：“或许，我们不应该仅仅用现有的商业模型去套用这些新生事物。阿里连接的是‘物’（商品），腾讯连接的是‘人’。连接本身，在信息时代可能就会衍生出全新的价值。当连接达到一定规模，其网络效应本身，就是最深的护城河。”
他顿了顿，在众人投来的目光中，继续平和地说道：“至于国资的角色，在当前阶段，可能更像是一种‘战略卡位’和‘风险分担’，为真正的创新提供一点试错的土壤和时间窗口。”
他没有炫耀自己正是背后的推动者，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，提出了一个更具框架性的视角。
这番话，一下子将讨论从具体的公司优劣，提升到了信息时代价值创造的本质层面。
现场安静了片刻。
《财经前沿》的韩潇记者首先眼睛一亮，追问道：“这位朋友的观点很新颖！‘连接的价值’，‘网络效应’，说得太好了！您是做哪方面的？”
林枫谦和地笑了笑：“我在机关工作，平时接触一些经济研究，只是业余爱好，随便说说。”
那位海归罗伯特李也若有所思：“林先生说得对，我们在国外也看到，用户规模和粘性确实是互联网公司估值的核心。看来国内也有明白人。”
北大的秦教授则扶了扶眼镜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林枫：“这位小友的见解，很有启发性。不知道你对未来几年国内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的路径有什么看法？”
接下来的讨论，林枫没有再主导，但他偶尔几句点到即止的评论，或是一个关键问题的抛出，总能引导话题走向更深的层次。
他既能在宏观趋势上与学者对话，也能在技术细节上与海归交流，还能在媒体传播的层面上给韩潇一些启发。
他表现得不像一个急于表现的年轻人，更像一个沉稳的倾听者和思考者。
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，不轻易否定，但总能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，丰富和深化讨论。
沙龙结束后，韩潇主动和林枫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表示希望以后能多请教。
罗伯特李也递上了名片，邀请他有空去他公司坐坐。
秦教授则和他约了下次再找时间聊聊经济学模型的应用。
走出茶馆，夜风微凉，后海的水面倒映着岸边的灯火。
赵国庆用力拍了拍林枫的肩膀，由衷地说：“枫子，行啊！深藏不露！我看那韩大记者看你的眼神都放光，还有那个海归老板，明显是想拉你入伙啊！”
林枫笑了笑，未置可否。他知道，人脉的建立，不是一蹴而就的功利结交，而是在思想碰撞中自然形成的相互吸引和认同。
今晚，他成功地在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圈子里，留下了“有思想、有见地、背景不凡”的初步印象。
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通过这些沙龙，他不仅能拓展人脉，更能敏锐地捕捉到学术界、媒体界和产业界的最新思潮和动向，反过来滋养他在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和战略思考。
这条隐形的线，正与他明面上的事业线交织在一起，共同编织着他越来越广阔的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