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光未亮，母亲已经在外间窸窸窣窣地收拾了。那声音不像往常带着怨气的摔打，而是一种刻意压低的、透着某种决绝的利落。每一丝声响，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紧绷的神经上。
奶奶一夜未眠，或者说，我们祖孙二人都只是在黑暗中睁着眼，等待着黎明的审判。她摸索着起身，借着从门缝透进来的微弱光线，帮我穿上那件最整齐、也是补丁最少的碎花罩衫。她的手很凉，动作缓慢而滞重，系扣子的手指带着细微的、无法控制的颤抖。
“晚丫头……”她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却只叫了我的名字，便再也说不下去。浑浊的眼泪顺着她脸上深刻的皱纹，无声地滑落，滴在我刚穿好的衣服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我没有哭。一种奇异的麻木包裹着我，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分离的。我只是看着奶奶流泪的样子，心里那片冰冷的荒原，似乎又扩大了一些。
母亲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硬邦邦的、印着红色“奖”字的旧挎包，那不知道是她从哪里弄来的。她看到奶奶在哭，眉头习惯性地皱起，但很快又舒展开，换成一种不耐烦的催促：“磨蹭什么？早点过去，也好让刘主任家看看。”
她把挎包塞到我手里。里面只有两件换洗的旧内衣，和奶奶偷偷塞进去的干馒头与鞋底。轻飘飘的，却压得我几乎直不起腰。
没有早饭。母亲甚至没有去看还在熟睡的弟弟一眼，仿佛送走我只是一件需要尽快办完的、普通的家务事。她拉起我的胳膊，力道很大，不容挣脱。
“妈，我……”我下意识地回头，看向奶奶。
奶奶佝偻着背，向前跟了一步，嘴唇剧烈地哆嗦着，最终却只是朝我挥了挥手，那动作虚弱得像风中残烛。她转过身，不再看我。
那一刻，我心中最后一点微弱的希冀，彻底熄灭了。
母亲拉着我，走出了这个在省城短暂栖身的“家”。清晨的城中村笼罩在一片灰蓝色的雾霭中，空气中弥漫着隔夜的腐败气息和早起生炉子的煤烟味。几个早起的邻居看到我们，投来探究的目光，母亲却把头昂得更高了些，拽着我走得更快。
我们穿行在逐渐苏醒的街道上。卖早点的摊贩刚刚支起炉火，油条的香味混合着城市的尘埃。有背着书包的孩子牵着父母的手，叽叽喳喳地说笑着走过。那些属于普通孩子的、平凡而温暖的清晨，与我擦肩而过，像另一个世界的光景。
我被动地被母亲拖着，脚步虚浮。眼睛看着脚下不断后退的、坑洼不平的路面，心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想，或者说，不敢想。
走了很久，久到我感觉小腿都有些发酸，周围的景象开始变得不同。低矮杂乱的棚户区渐渐被一些整齐的红砖楼房取代，虽然同样陈旧，却多了一丝秩序感。空气中开始隐隐传来一种沉闷的、持续不断的机器轰鸣声。
母亲在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前停住了脚步。门旁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红星纺织厂家属院”。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角，又用力扯了扯我的衣服，试图抚平上面的褶皱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努力挤出一个近乎讨好的、僵硬的笑容，这才拉着我走了进去。
家属院里同样是拥挤的，晾衣绳上挂满了万国旗般的衣物。母亲显然昨天已经来探过路，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栋筒子楼，沿着昏暗的、堆满杂物的走廊，走到最里面的一扇门前。
她抬手敲门，动作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郑重。
门开了。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、戴着眼镜、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后，他面色有些严肃，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和母亲身上扫了一圈。
“刘主任，早上好。”母亲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谦卑和热络，“我把孩子带来了，您看看。”
刘主任“嗯”了一声，侧身让我们进去。
屋子比我们家大很多，但也显得更加阴暗和杂乱。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和一种属于久病老人的、沉闷的气息混合在一起，扑面而来。客厅的椅子上堆着杂物，角落里一张躺椅上，蜷缩着一个头发花白、面无表情的老太太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涎水。那就是我需要“照顾”的人。
刘主任没有让我们坐的意思。他打量着我，眉头微蹙：“这么小？能干什么活？”
“不小了不小了，刘主任，乡下孩子，皮实，能干着呢！”母亲连忙赔笑，用力把我往前推了推，“洗衣做饭，打扫卫生，都会干！也听话，绝不给您添乱！”
刘主任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，那目光不像是在看一个孩子，更像是在评估一件工具的耐用度。他点了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抽出三张十元的纸币，递给我母亲。
“那就先试试吧。规矩昨天都跟你说了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三十。干得好，以后再说。干不好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但那未尽之语里的威胁，像阴冷的蛇，缠绕上来。
母亲几乎是抢一般接过那三张纸币，脸上绽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、甚至带着点谄媚的光芒。她飞快地将钱塞进自己内衣口袋，按了按，仿佛那是什么绝世珍宝。
“您放心！刘主任，一定干得好！晚丫头，快，谢谢刘主任！”她用力掐了一下我的胳膊。
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破旧的鞋尖，喉咙像是被水泥封住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母亲有些尴尬，又对刘主任说了几句保证的话，然后，她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极其复杂，有一闪而过的、几乎无法捕捉的什么情绪，但很快被一种如释重负的决绝覆盖。
“我……那我就先走了。孩子……就拜托您了。”她说完这句话，不再停留，转身就拉开了门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门“咔哒”一声关上了。
隔绝了母亲离开的背影，也彻底隔绝了我与那个所谓的“家”的最后一丝联系。
我僵硬地站在这个充满陌生和怪异气味的客厅里，手里攥着那个空荡荡的旧挎包。那三张十元纸币被母亲攥过留下的微弱体温，仿佛还残留在空气里，提醒着我，我的价值，以及我被交换的代价。
刘主任没有再看我，只是指了指角落里一个小板凳，语气淡漠地说：“先把东西放那儿。老太太该吃药了，炉子上的药罐，看着点，别熬干了。”
然后，他便转身走进了里屋，关上了门。
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包裹了我。只有里屋隐约传来的收音机声，躺椅上老太太偶尔无意识的哼唧，以及厨房方向传来的、药罐里汤汁“咕嘟咕嘟”翻滚的声音。
我慢慢地挪到那个小板凳旁，坐下。板凳很矮，我很小，蜷缩在那里，像一只被遗弃在陌生角落的幼猫。
三十块钱。
这就是我的价格。
它买断了我的童年，把我钉在了这个弥漫着药味和暮气的、新的“地下室”里。
我看着躺椅上那个毫无反应的老太太，看着这个杂乱而冷漠的空间，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——从今天起，我真的，只剩下自己了。